【宏观经济】
国家账本来了!揭秘摸清“家底”的喜与忧
根据我们的测算，无论是依据宽口径还是依据窄口径判断，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这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为小概率事件。
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中，“去杠杆”主要是去企业部门的杠杆，而不是总杠杆，因为维持杠杆率就是维持总需求，如果各部门都在降杠杆，经济增长就要出现下滑和倒退。
不同部门配置杠杆跟配置资源是一样的，配置杠杆主要应依据两个考量因素，一个是效率，另一个则是风险。也就是说，哪个部门效率高、风险低，就可配置更多的杠杆资源。
中国也将正式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家“账本”，这将是一张涵盖所有人、所有领域，从政府到企业，再到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
根据近期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国家统计局将牵头负责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工作。深改组会议指出，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要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我国企业、政府、住户等常住机构部门所拥有资产负债的规模、结构，为提高宏观调控科学性有效性提供统计服务保障。据了解，按照计划，今年我国将完成2015年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2019年完成2017年地方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中国建立国家“账本”起步较晚，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有很长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就开始着手进行国家资产与负债的统计。目前，美、英、德、日等国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已成体系，并且会定期发布。
在国家政府部门牵头编制国家账本之前，我国学术界在近几年也陆续有不同的研究力量在尝试编制，但目前对这一问题有持续而系统性研究的，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下设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中心前身是于2011年成立、由李扬教授领衔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课题组。截至目前，中心编制估算了自2000年以来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以及自1996年以来的债务杠杆率，是学术界唯一一个公开发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团队。中心每年定期发布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已成为分析研判国家财富和债务风险的权威依据，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world)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的认可和引用，由此奠定了中心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而此次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与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方案》，也是由该中心参与第三方评估。
该中心的领头人张晓晶早在10年前就开始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在他看来，近几十年全球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最后都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而要预防或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前提就是要靠国家资产负债表。
基于此，张晓晶团队给自身研究的定位，就是“摸清家底”，构筑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数据基础设施。
这并非一句空话，在接受证券时报的独家专访时，张晓晶反复强调，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不是目的，通过建立资产负债表处理问题才是关键，日常的国家治理需要有一本账，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国家财富的规模和结构，为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提供数据支撑;也利于加强对政府、企业、居民等部门的债务风险分析，并及时制定预防或应对危机之策。
“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对个人来说，没有太多直接影响，但对国家来说，这是"帝王之术"，意义重大。”张晓晶称。
此“账本”非彼账本
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工作繁重、技术性强的大工程，虽然有国际惯例可以遵循，但考虑到中国在数据统计落后、或有负债界定模糊等方面的特殊国情，编制时也需要在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做适当的调整。
记者：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
张晓晶：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危机最初出现在房地产、银行等私人部门，但政府不能坐视不管，于是私人部门的危机还得政府买单，最后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此后在欧洲，希腊、西班牙等国都出现了债务危机，国家差点破产。一时间，国家债务问题凸显出来。这个时候，IMF已开始使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来研究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后国际高度关注主权债务问题，中国“4万亿”刺激之后，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中国的主权债务问题也备受国际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决定启动这个项目，2011年开始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
记者：企业一般都有资产负债表，国家资产负债表与企业的有何区别?
张晓晶：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借鉴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但做了很多扩展。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无论是资产覆盖的范围，还是或有负债的估算都是超级复杂、科目繁多，其结果有时就取决于涵盖范围的多与少，如国防资产、文物资产、地下资源是否纳入国家资产，不同国家的做法不同。
单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每个科目比较清楚，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多个部门加总，主要包含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金融部门，有的还会包含一个“国外部门”，但有时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国外”，而是“其他”。之所以有这一部分，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了平衡资产和负债。因为前四个部门的资产和负债的数据加总起来不一定能匹配，所以要有一个平衡资产端与负债端的部分，但企业一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不同体现在净财富或净资产。企业的净资产包含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但国家的净资产并不是这么简单，而是非金融资产和净金融资产，净金融资产是指要抵消境内部门之间的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关系，如存款是居民部门的资产，但对银行来说就是负债，这两笔资金互相抵消为零。简单来说，净金融资产就是净国际投资头寸。
记者：从你们团队多年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经历看，编制过程中主要存在哪些困难?
张晓晶：一是数据问题，首先，很多数据无法获得;其次，一些数据不靠谱需要校正;此外，一些科目数据我国并没有统计，这与我国统计发展的滞后有关。
二是科目的认定有分歧，包括资产负债表应包含哪些科目，以及科目的定义都有分歧，但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影子银行在不同的国家定义不尽相同。
三是或有负债的认定，这非常复杂，也存在很大分歧。尤其是社保欠债、影子银行、政府可能要承担兜底责任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等估算很难。在评估或有负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估算方法。
四是国际接轨问题，比如目前我们把住房资产几乎都归到居民部门，但国际上有学者认为，有些住房是公共或半公共的，如公租房、小产权房。此外，土地资产我们认为是国家的，所以要归到政府资产中，但国际上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土地原则上是公有制，但中国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所有权，所以应将土地资产按一定比重分配到居民部门。
记者：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
张晓晶：根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全国与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方案》，概括来讲，国家统计局在牵头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时要遵循“国际惯例、中国国情、审慎原则”三大原则。
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都是要基于国民账户体系进行，这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各个国家都以此为标准编制资产负债表，但中国会依据自己的国情特点在这个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做调整。
《工作方案》中的全国资产负债表基本表式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了适当调整，并建设性地提出在全国基本表的基础上，地方资产负债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机构部门和资产负债分类进行简化。
所谓的简化，是基于审慎原则。由于国际标准中涉及的科目很多，但我国的数据(尤其是地方数据)并不全且不准确，所以按照审慎原则，有相关科目数据且数据靠谱的可以编入表内，数据准确性把握不大的则不加。
“家底”厚实下的杠杆之困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2007－2013年，国家总资产年均增长67.8万亿元;同期，国家总负债年均增长36.7万亿元。
更能反映国家“家底”的，是国家净资产，也就是国家总资产减掉国家总负债。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家底”日渐厚实。2013年中国国家总资产691.3万亿元，总负债339.1万亿元，相应净资产352.2万亿元。
然而，我国“家底”充实的同时，快速攀升的负债问题也随之而来。
记者：超过300多万亿的国家净资产是个什么概念?
张晓晶：国家总资产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分部门看，首要值得关注的就是国家主权资产和负债的情况，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应对危机能力的重要依据。根据我们的测算，无论是依据宽口径还是依据窄口径判断，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这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为小概率事件。
我们曾经还做过一个实验，假设最坏的情况下，一次金融危机导致GDP损失了30%，我国主权净资产可以应对1.5次金融危机。
记者：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几十年间，国家资产快速扩大的同时，伴随而来的也是债务的不断攀升。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我国的总体杠杆率和各个部门的杠杆率存在哪些问题?
张晓晶：过去的20年，中国的杠杆率总体都是上升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杠杆率攀升尤为迅速。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快速加杠杆的态势在2016年得到了初步扼止。可以说，实体部门去杠杆略有成就，但未来看，仍然任重道远。
分部门看，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杠杆情况或多或少均存在一些问题。风险最大的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其次是地方政府，居民部门也有风险，主要在于杠杆率不能升得太快。
具体来说，首先，居民部门方面，目前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在45%左右，并不算太高，但近两年居民部门加杠杆迅速，仅2016年杠杆率就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债务比上年增加了6万多亿。
居民部门如此迅速加杠杆，面临较大风险。特别是，尽管以居民部门债务与GDP相比，中国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考虑到，中国居民部门净财富仅占全社会净财富的40%－50%，远低于发达经济体70%－90%的水平，因此，从居民债务占居民净财富的比重来看，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就非常高了。这是我们在讨论居民加杠杆空间时值得格外重视的方面。
其次，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无论是绝对量(即债务总规模)还是相对比率都是全球最高，也因此，非金融企业去杠杆也成为重中之重。不仅如此，企业部门内部的杠杆率还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国企杠杆率高，民企在去杠杆，这实则反映的是杠杆率错配的问题。杠杆错配的问题实际上意味着整个国家资源错配的问题，资源错配就意味着低效。完全依靠民营企业去杠杆并不能解决整个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问题。
此外，政府部门杠杆率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杠杆率高的问题，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权责利划分的问题。地方政府之所以要“变着戏法”借钱，是因为地方政府所担的职责太多，但正规的融资渠道又受限。
记者：既然政府部门中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较大，那应该如何化解?
张晓晶：要防范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因为在中国，即便地方政府出现技术破产，但中央仍对地方存在隐形担保，这就容易让地方政府产生道德风险，想方设法借钱举债。
目前财政部连续发文强化地方政府财政硬约束，将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很多路子都堵死了，实则是为了防范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然而，这些违规举债的路子不可能全部被堵死，地方政府被迫脱掉了一个“马甲”后，一定会穿上新“马甲”。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对地方政府实行财政硬约束，就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央要让渡一部分财政来源、税收来源给地方;与此同时，中央要承担一部分地方的“担子”。
记者：您认为未来各个部门的杠杆率会有何变化趋势?
张晓晶：尽管从更长时段看，特别是以发达经济体作参照，我国未来的总体杠杆率还会继续攀升。但在近期，在政府强力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总体杠杆率趋于稳定或略有下降是完全可能的(比如去年)。未来各部门杠杆率会此消彼长，分部门看，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都会上升，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会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中，“去杠杆”主要是去企业部门的杠杆，而不是总杠杆，因为维持杠杆率就是维持总需求，如果各部门都在降杠杆，经济增长就要出现下滑和倒退。
记者：您如何看待今年以来监管部门推行的金融去杠杆政策?其目的是为了什么?
张晓晶：目前正在推动金融领域去杠杆也是为了帮助企业部门去杠杆，因为去杠杆不能仅从供给端着手，也要兼顾需求端。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仍保持较高增长而不受控制，企业部门是无法去杠杆的。
在中国，杠杆基本上就是指广义信贷规模，因此金融部门去杠杆、企业部门去杠杆，归根到底还是要控制广义信贷(包括影子银行)的规模。虽然说企业部门去杠杆根子还是在实体经济部门去杠杆，但如果没有金融部门去杠杆的配合，也是难以实现的。
此外，金融去杠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缩减金融机构之间的内部交易，如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加委外或通道的套利模式等。即减少资金空转和所谓金融自我服务。一方面降低由此带来的高杠杆风险，另一方面促进资金脱虚向实。
记者：市场当前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高层对防风险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您认为防风险与杠杆率之间有何关系?既然未来杠杆率还会攀升，为何当下还要强调去杠杆、防风险?
张晓晶：从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看，我国未来的总杠杆率还会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不需要控制杠杆增速，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前者是基于长期的展望，后者则是对短期环境的分析。
短期控制杠杆增速主要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根据我们的估算，从2012年开始，随着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和杠杆率的攀升，新增GDP已低于每年所需支付的利息总额，且这一差异正在进一步扩大。2015年，实体部门利息支出已达到当年增量GDP的两倍，尽管这一趋势在2016年有所缓解，但利息负担还达到增量GDP的1.4倍。换句话说，每年增量GDP用于支付利息还不够，这并不利于债务的可持续性，很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
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债务问题都是是流动性问题，而不是偿付能力的问题。全球爆发的多次经济危机实质都是流动性危机，比如美国的净资产很多，但照样会出次贷危机。
根据国外的研究和历史经验看，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往往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尚未真正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所以当前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压力很大。
转移杠杆意味着当“接盘侠”?
按照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有个支点就可撬动地球。在经济金融活动中，杠杆同样可以发挥以小博大的作用，这并不含有褒贬之意，因为杠杆是一种金融工具，工具本身无谓好坏，重要的是看如何使用。
中国的杠杆率问题主要体现在结构性失衡，实现部门间的杠杆腾挪是国家大的战略方针，也是国际常用的方法，但在杠杆转移的过程中，应注意遵循市场原则，防止不当干预。
记者：从近几年高层的表态看，解决我国杠杆率的结构性问题的一大战略，就是实现杠杆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如通过增加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来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但杠杆在部门之间的转移是否是一种推迟债务风险爆发、甚至是转嫁风险的缓兵之计?
张晓晶：不同部门配置杠杆跟配置资源是一样的，配置杠杆主要应依据两个考量因素，一个是效率，另一个则是风险。也就是说，哪个部门效率高、风险低，就可配置更多的杠杆资源。比如说，国有企业效率低，如果再配置更多的杠杆只会加重债务负担，如果把国有企业的杠杆转移到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能够借助杠杆撬动更大的发展规模，并有能力消化杠杆，民营企业是乐见其成的，并不能说是杠杆的“接盘侠”。
因此，就经济学、金融学而言，能够合理利用杠杆来获得发展，本身是一个经济体金融发展程度、信用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杠杆率的好坏，反映了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程度，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好的杠杆率上升意味着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给了效率高的企业，实际上是与整个经济体的竞争力提高、生产率改善直接相关的。相反，坏的杠杆率上升意味着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给了效率低或无效率的企业，是与泡沫扩大、金融风险上升相伴随。
记者：既然转移杠杆并不是充当“接盘侠”，那应该如何正确理解未来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的上升?
张晓晶：从全局看，杠杆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的策略是没有问题的。对居民部门来说，老百姓都想获得财产性收入，可所有金融投资都是有一定门槛的，但不少老百姓达不到这个门槛，这时如果有机构能够借钱帮老百姓达到这个门槛，这本身并不是坏事。所以说，杠杆是老百姓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通行证”。
不过，所有问题都要辩证地看，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主要是因为诸如流浪汉、无业游民等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人也可以零首付借钱买房，这就是错误地运用了杠杆。但如果一个人离获得金融资产的门槛并不太远，这时银行借一部分钱让你达到这个门槛，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
对政府部门来说，由于政府要提供社保、教育、医疗、国防等公共服务，政府本身就应该承担更多的债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是有信用的，可以不断借助自身信用来发债募资，这就赋予了政府更多腾挪债务的余地。再者，将私人部门的债务转移到政府部门，也是稳定市场的一种办法，美国次贷危机时，政府出手救助金融机构就是为了稳定市场，政府本身是有吸纳风险波动的作用。
因此，部门之间转移杠杆不是粉饰债务的魔术，而是减少经济风险的国际通行的办法。不过，杠杆腾挪过程中都是要靠市场来完成，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如果操之过急、不当干预，甚至“诱导”，有可能适得其反。
【协会动态】
2017年副会长体检活动在杭圆满落幕
关心企业家们的身体健康，是“省三会”多年来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6月28日至30日，本会组织副会长赴解放军杭州疗养院开展健康体检，并邀请了心脑血管方面的医学专家为企业家们做了养生健康知识讲座。在体检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安排了专家进行咨询解答，为企业家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协会秘书处人员热情周到、无微不至的服务受到参会企业的一致好评。
这次体检，让协会副会长们在放松身心，欣赏西湖美景的同时，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身体检查，为他们节省了宝贵的工作时间。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这次体检活动不仅是一次健康检查，也体现了协会从细微处着眼，对会长们健康的关心，协会秘书处的服务让他们倍感温暖。大家期待下次再聚！
省三会召开会长会议
6月29日，“省三会”召开会长会议，陆元刚会长和30多位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参加会议。红豆集团党委副书记鞠宏清和远东集团公司监事局副主席许国强分别代表周海江会长、蒋锡培会长出席会议。
会上，陆元刚会长报告了协会上半年的主要工作情况，以及下半年准备开展的工作。他说，协会上半年在人才培训、开展专题论坛活动、组织参加国际展会、发展新会员等多方面做了工作，工作的范围和任务完成量都超过往年，但和会员单位的要求和期待比较还有差距。下半年要继续努力，走近会员，按照会员实际需要做好服务。陆会长最后感谢会员单位对协会工作的支持，希望会长们多参加协会的活动，因为大家的参与是协会做好工作的动力。
红豆集团党委副书记鞠宏清、远东集团公司监事局副主席许国强先后在会议上讲话，表示作为会长单位，他们将积极开展和参与协会活动，在协会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会场气氛热烈，各位副会长纷纷发言，在充分肯定协会现有工作的同时，对今后开展好协会活动，进一步增强会员企业的参与感，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与建议。
本会在宁举办江苏智能制造与
中小企业技术应用企业家培训班
7月21日，由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指导，江苏省中小企业协会主办的“2017年度江苏智能制造与中小企业技术应用企业家培训班”在南京理工大学成功举办，吸引了全省近200名企业参加。其中，江苏鸿德勤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汇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东台市富康机械有限公司、江苏通正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等我会副会长及会员单位代表到场学习。
本次培训请来了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智能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高端装备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屈贤明，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组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东南大学原机械学院院长汤文成，两位教授围绕智能制造与中小企业发展等话题，为大家做了精彩的解读及案例分享。
当天下午，主办方还带领参训学员参观了南理工工程试验中心，中心展示了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在参观现场，南京晨伟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南京艾布纳密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特别邀请协会为他们与南理工牵线，进行校企合作，让展示的科研成果应用于企业生产。
会后，不少企业代表表示，目前，江苏制造业企业在自动化和信息化软件应用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有很大的改进提升空间，像这样的智能制造专场培训，拓展了企业家的眼界，还能看到最新的智能制造成果，希望今后能在省内更多地区举办。
【会员风采】
远东控股集团蝉联2016年江苏百强民企
位居机械行业榜首
7月3日，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工商业联合会公布了2016年江苏省百强民营企业（集团）（以下简称“百强民企”）。远东控股集团位列23位，机械行业中位居榜首。
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远东控股集团作为全球投资管理专家、“亚洲品牌500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最佳雇主企业”。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坚持“主业 投资”的发展模式，从战略、管理、模式等方面坚持创新，重视人才，坚持超越用户期望，创造世界名牌的方针，形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保持了有效的竞争优势，目前年营业收入近400亿元，品牌价值352.68亿元，稳居榜单前列。
2016年，远东控股集团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创新。2016年8月3日，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为了推进产业链发展，9月智慧能源与大连国贸中心大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16年度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评选中，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简称：远东智慧能源，股票代码：600869）共有12个项目获得奖项，其中荣获一等奖的是新型节能导线系列产品的研发与应用研究，GE运输系统机车软电缆。2016年远东控股集团的发展获得了抢眼的成果，江苏百强民企称号实至名归。
2017年，远东控股集团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上市公司远东智慧能源旗下远东电缆五月前十天订单超过十亿。集团对外投资也屡创佳绩，截至2017年6月30日，总投资企业数量达到339家，累计实现上市93家（其中新三板28家），过会等待发行1家，预披露13家。2017年的远东控股集团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东风”下，优化了产业结构，推进了从技术到制度的一系列创新。
据悉，百强民企榜单是按照营业收入指标排定，是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也是支撑和带动全省“两聚一高”的重要力量。2016年，江苏省百强民企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5527亿元，同比增长17.6%，户均实现营业收入355亿元，比2015年提高53亿元。榜单显示，百强民企营业收入再创新高，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6月29日，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海江当选为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
作为一位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周海江带领红豆集团扎根江苏本土、深耕实体经济，发展成为拥有纺织服装、橡胶轮胎、生物医药、园区开发四大产业，三家上市挂牌公司，三个驰名商标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是中国实业的代表和典范。在今年5月20日召开的首届江苏发展大会上，周海江作为江苏唯一本土企业家代表，作了 《扎根江苏 拥抱世界》的交流发言，引起海内外苏商的强烈共鸣。
今年初，周海江将30年治企心得汇集成新著《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央党校首发，受到业界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红豆集团近年来在 发展布局上，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供给侧改革的要求，着力向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和自主资本的"三自企业"转型升级，不断推动"六化"建设，使企业始终保持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
在带领企业快速发现的同时，周海江还 引领企业关心员工、关爱社会、关注环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目前集团累计向社会捐款捐物超3亿元。周海江曾 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劳动模范、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苏省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调查研究】
小微企业调查：仅有近一成企业有创新
日前，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向媒体发布了2016年度成都小微服务业企业创新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调查涉及的六大服务行业的366家小微企业中，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不足一成。
366家样本调查企业 创新竟不足1成
此次报告涉及366家小微服务企业，涉及六大服务业行业，分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19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56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61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80家，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50家。
“其中被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有9家，在政府批准设立并由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科技园区范围内的企业有10家。”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调查显示，366家企业，仅有35家在2016年有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占比仅为9.6%，不足1成。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注意到，35家创新企业中，开业成立时间大于10年的有17家，小于3年的有8家。
企业比创新前增长32.5% 创新带来效益远超传统经营
企业创新的比例如此之低，是不是因为创新带来的收益并不具备吸引力呢?答案是否定的。
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成都规模以下服务业样本企业户均月营业收入24.1万元，增幅为13.8%，而创新企业户均月营业收入比开展创新活动前增加了32.2万元，比创新前增长32.5%，企业创新后的经营收益明显高于传统经营收益。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八成的创新企业表示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的效益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营业收益远超企业预期，增强了企业经营者信心。”该负责人说。
而在成本方面，2016年成都规模以下服务业样本企业户均营业成本为19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幅为16.7%，而35家企业中，有创新活动的企业户均创新活动投入金额为57.6万元左右，创新投入成本占企业营业成本三成左右。
创新手段单一 只有少数企业独立开发研发
被列入主动有创新的35家企业中，51.0%的企业向市场推出了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服务，主要集中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有45.7%的企业实现了全新的组织管理模式或组织结构。
不过这些创新企业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五成创新企业的创新技术来源于独立研发;有三成企业是通过合作开发来开展创新活动。企业表示最主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只有少数企业是通过购买技术或委托开发等方式开展创新活动。
难融资和人才短缺成制约创新两大因素
“我们也想创新，但是条件限制现实不允许呀!”这是不少小微企业的创始人对记者坦言。
心有余而力不足，创新症结在哪儿?此次报告也进行了说明。调查结果显示，35家企业中，有一半的企业创新面临最大的难题是人才短缺。
四川几何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将要建立数字传播基地，需要20名有旅游、传播资源的营销人员，但是目前市场符合该类需求的人员很少。加之应届毕业生流动性也很大，人才留用不容易，严重制约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其次，融资问题制约企业主动创新。数据显示，近七成企业创新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小微企业由于有形资产少，缺乏贷款抵押或担保，经营稳定性差，融资难问题更为严重，直接导致很多有创新想法的企业，苦于没有创新资金来源，只能望而却步。
